可见，与民法颇为类似的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化同样是理论逐步演进的产物。
其次，对于已采用正式制度进行审理的案件，或者对于社会关注度较高而无法案外协调、私了的案件，公权力一方的维稳压力成了受害人手里极有分量的议价筹码。比如，行政机关违法强拆行为被判决确认违法，但法院在处理损害填补问题时，却只是责令行政机关依法予以安置补偿。
结语 国家赔偿制度与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并立，不仅无助于后者的演化和发展，更固化了前者的政策实施功能定位，使得国家赔偿纠纷更加难以在正式制度之内得到实质化解。[21]实际上，《国家赔偿法》在制定之初拟采用的是全然诉讼模式的司法程序，[22]只是草案在公布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26]从国家赔偿的制度逻辑来看，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在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中，基于抚慰性的总体原则而被排除的地区差异、生活水平等考量因素，却在精神损害赔偿金中被考虑。[72]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司法救助制度在加强权利救济，传递司法温暖[73]上的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应当对此有所警惕。达玛什卡曾指出，政党在能动型国家的司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整合作用。
这些文书中，法院无一不肯定息诉罢访协议的拘束力（有2份不是直接肯定，而是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间接肯定了协议效力），其中至少有5份文书，协议的补偿数额明确超过甚至远远超过法定赔偿数额。[54]参见注[30]，第104页。[30] 参见刘跃南、鞠晓雄：《刑事司法赔偿的实际运作——以广州市法院系统的实践为视角》，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第103页。
[39]若使国家赔偿标准高于民事赔偿，那么，国家就表达了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财政）利益的价值取向，反之，则表达了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36] 参见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2-61页。[53]有研究指出，实践中，法院在处理一个赔偿案件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耗时半年以上。[56]参见王锴：《从赔偿与补偿的界限看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67页。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如果说前者是在逻辑法条主义支配下将个案适用于法条，那么，后者则是在实用法条主义支配下将法条适用于个案。
若欲使议价筹码达致均衡，不能单纯依靠提高赔偿标准和扩大赔偿范围，更重要是要关照细节。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黔高法委赔字第4号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6〕最高法委赔监273号决定书等。然而，这并非是国家赔偿正式制度的功劳，而是得益于纠纷解决所需的议价筹码均衡和程序中立性在正式制度以外得到了实现。[57]实际上，早有德国学者指出，征收是一种合法的高权措施，而责任以违反法律为前提，这两点应该相互排斥才对，而不是搭配在一起。
在这样的国家责任概念之下，基于能动型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赔偿与其他国家给付之间没有必要做出类型区分。[59] 汉语词责任的其中一种英译responsibility，词根response意即回应，响应。这一阵营往往会在取得赔偿之后迅速将利益瓜分，而政府或赔偿义务机关则被置于新一轮的危害社会稳定的威胁之中，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5]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10页以下。
无论如何，在立法和修法的过程中，赔偿请求人的程序利益一直不是被首要考虑的因素。尽管达玛什卡所建构的法律程序理想类型，主要是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分析和比较的对象，但其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0]如此设置，固然彰显了人权保障的意义，但从制度上来看，更为关键的要点或许在于，决策者对国家责任体系有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构思，而国家赔偿本身又在程序上具有增设国家司法救助的一些基础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均衡状态非但不能实现，反而走向了另一种不均衡状态，使得政府或赔偿义务机关遭到维稳等制度外议价筹码的挟持。
[25]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穗中法委赔字第8号决定书，另参见陈希国：《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的法律解释》，《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3期，第101页。对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议价筹码均衡和竞赛程序中立这两个基本要素中得到解释。[52]参见注[35]，第255页。司法体制改革应警惕政策实施与科层化的反渗透。[61] 参见注35，第36-38页。对于行政赔偿，单独提起或是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都采用诉讼模式。
[34] 同注32，尹红国、李玉祥文，第189-190页。法院对于正式制度明确规定的赔偿标准和范围通常保持严格遵守的态度，但对于纠纷双方在案外所达成的息诉罢访协议，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39]因此，除了受到国王不能为非这种传统主权豁免观念的影响以外，代位责任原则或许还受到了回应型意识形态的影响。[36]参见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2-61页。
[27] 参见秦新举：《论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国家救济的理想路径——刑事赔偿、补偿与救助的辩证协同》，载孙潮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而纠纷解决型程序更注重对个案具体细节的密切关注。
同时，法院采用判决以外其他形式（包括撤回诉讼请求，调解达成赔偿、补偿、救助协议或其他方式）结案的数量占比从2003年的68.8%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93.1%，法院对这些案件既未判决赔偿，也未判决不赔偿。于它们而言，国家赔偿制度只是、或尽可能只是纯粹的纠纷解决型程序。李茂生：《日本刑事补偿制度简介——以补偿的性质与求偿机制为中心》，《月旦民商法杂志》2010年第27期。比如，在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入质证、听证的程序。
[65] 参见李萍：《论判决文书公开视野下决定类文书说理的问题——基于国家赔偿法律文书制作之思考》，载孙潮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29]该数据源于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于2003年至2016年间出版的《中国法律年鉴》，共14册。
[12] 地方上的操作，如《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的计算公式就将月净利润作为参数之一。[41] 参见注35，第104-105页。
概言之，能动型国家更强调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哪怕是在公民受到公权力违法侵害的情形下，也是如此。首先，对于纠纷解决型程序而言，理想状态下，程序的唯一目标是纠纷的妥善解决。
多数情况下受害人想要获得程度更高的赔偿，需要通过民权诉讼的渠道，证明政府或官员存在过失（或恶意）而导致冤狱，从而以民事侵权赔偿的标准来获得损害赔偿。德国的职务责任与此具有相似的制度逻辑，参见[德]沃尔夫：《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8页。政策实施型程序追求稳定可预测的政策实施效果，其对规范的严格遵守，显示出对个体境遇独特性的漠不关心。在德国、日本及美国部分州，被无罪羁押的受害人在获释后，无论羁押行为是否合法，也无论公诉机关或审判机关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都可依法请求国家予以刑事补偿。
而当竞赛理念被发挥到极致，纠纷的实质性难题也会随之被法律程序所消化。如果说，在回应型国家中，所有行政活动都带有审判色彩，那么，在能动型国家中，所有司法活动就都带有行政色彩。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76号行政裁定书。[43]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属于典型的侧重于‘政策实施的类型，法院的中心任务被定位于执行国家在各个时期内的政治与政策纲领，而‘纠纷解决则是其附随的功能。
第二，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行使国家司法救助职能，审查司法救助申请是否符合救助条件，作出救助或不予救助的决定。研究发现，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均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案外协调方式获得国家赔偿的，即与赔偿义务机关私了。
